在中国历史上，父子都是书法家的情况并不少见，比如三国时期的钟繇和钟会父子，又比如唐朝时的欧阳询和欧阳通，再比如宋朝的米芾和米友仁父子。但是，最出名的还应是东晋时期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。王羲之自不待说，被后世尊为书圣，其实王献之也被尊为书坛亚圣，与父亲并称为“二王”。而且，王献之的名气一度超过父亲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更被世人认可。

就是因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名气太大，尽管都是从事同样的工作，即便是不懂书法，对历史也不精通的人，也不至于将他们弄混。但是，许多朋友会向小珏提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王羲之和王献之明明是父子，名字里面却都带有一个“之”字，难道东晋时的人不需要避讳吗？

那当然不是，避讳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，它是指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，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来，而是采取其它方式回避，以表尊重之意。在古代的避讳方式很多种，但基本上都是遵循着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的总原则。

避讳到底是从何时开始，并不明确，但在唐宋和清朝达到两次高峰。这并不是说其它朝代不重视避讳，而是没有借此成为党同伐异或者文字狱的手段而已。在晋朝，著名的避讳故事就有不少。

比如当桓玄被任命为皇太子洗马时，许多朋友前去道贺，他也设宴接待。结果在席间，有位客人嫌弃酒凉，要求温酒。不料桓玄听说之后，竟然大哭起来。原来，桓玄的父亲就叫做桓温，温酒这个词犯了桓玄的家讳，偏偏不知者不罪，桓玄只能自己哭泣。不过场面立即非常尴尬，客人只能道歉告辞，宴会也不欢而散。

又比如在当时，朝廷任命王舒为会稽内史，却遭到了拒绝。王舒的理由非常简单，他的父亲叫做王会，他应该避讳，所以说什么也不去上任。结果朝廷也很迁就他，将会稽临时改名为“郐稽”，这才促成王舒的走马上任。

另外，我们所知的王昭君又被称为明妃，并不是当时汉朝朝廷给的封号，而是因为晋朝人在记载史书中要避司马昭的讳而加的。可见，当时东晋的避讳风气也是非常讲究，而且形成了相当规范的一套制度。那么，王献之为什么不避讳？

其实，王羲之一共有七个儿子，这七个葫芦娃的名字中都带有“之”字，分别叫做玄之、凝之、涣之、肃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献之。不光如此，王献之本身没有亲生儿子，他将王徽之的儿子过继为嗣，而这个儿子的名字叫王靖之，也有史籍记载为王静之。不管是哪个名字，肯定也带了个“之”字，并没有避讳。

再研究深入点，王羲之同辈中有12人的名字中带“之”字，子侄辈有22人的名字带“之”，孙辈中有12人带“之”字，曾孙有13人名字中带“之”字，玄孙中有9人名字带“之”字，即便到了五世孙，还有4人名字中带有“之”字。可以说，这个“之”字竟然是家族共享，想用就用。

其实，陈寅恪先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。他在《崔浩与寇谦之》一文中明确表示：这并不是疏漏，而是因为王羲之家族信当时天师道，在那时候的信徒中，这个“之”是暗号、徽章。

说实话，这个问题并没有记载在古代史料之中，正史没有提及，文人笔记也没有涉及，陈先生的这个观点可谓十分新颖，却又石破天惊。可惜的是，陈先生只是顺便提到，并没有做详细的论述，更没有论证过程。

但是，我们发现，在整个六朝或者南北朝时期，名字最后一个字为“之”的人比比皆是，并非王氏家族的特有。南朝名将陈庆之、杰出的数学家祖冲之、晋著名画家顾恺之，其它大族中沈氏家族的沈攸之、沈演之、沈庆之。哪怕是司马皇族中也有司马尚之、司马恢之、司马允之、司马休之、司马楚之、司马景之。

因此，陈寅恪先生的推断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。也许，这个“之”字，就是在当时代表自己的地位或宗教信仰。就像荷兰人名字中的“范”，法国人名字中的“德”，德国人名字中的“冯”，都是贵族身份的象征；就连近邻日本女性名字中某某子，在大正时代之前，只有宗室的女儿才可以用。